一路追變革 40年政治改革的變與不變

時間:2018-12-18 07:44內容來源:聯合早報 版閱讀:新聞歸類:中國聚焦
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第二次南巡的那年(1992年),深圳在深南大道旁豎立起巨幅鄧小平畫像,以紀念這一歷史性事件,至今畫像已更換過五個版本,依然是當地地標之一。(法新社) 1978年12月18日

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第二次南巡的那年(1992年),深圳在深南大道旁豎立起巨幅鄧小平畫像,以紀念這一歷史性事件,至今畫像已更換過五個版本,依然是當地地標之一。(法新社)


1978年12月18日,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,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。圖為鄧小平(右)和陳云在會上。(互聯網)

特稿

過去40年中共意識形態和執政方式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。中國政治改革雖然經常被其經濟、社會和價值觀的發展變化趕超,但也一直在努力跟隨。中國改革開放40年帶來的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很少有人質疑,但中國政治改革有多大成就,甚至是否有成就,仍是輿論經常討論的話題。

總體上看,過去40年中共意識形態和執政方式也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。中國政治改革雖然經常被其經濟、社會和價值觀的發展變化趕超,但也一直在努力跟隨。或者說,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常有脫節或互不適應,兩者卻沒有完全擰勁兒,否則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就無法實現。

同時,中國政治改革并非政治革命,它的底線就是不破壞中共執政的基礎和根本原則,以漸進和量變為基本手段,逐步讓政治體制跟上或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步伐。具體地說,盡管過去40年中國經濟、社會和政治面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,但中共一黨執政的政治制度并沒有變,中共各級組織及其“一把手”統管各方的地位和權力也沒有大的變化。

未來幾年,中共將在維護一黨執政和最高領導人核心地位的基礎上,適度推進政治改革,調整利益格局,讓政治體制與經濟、社會發展相輔相成,為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鋪平政治道路。

40年來,中國政治改革經歷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高歌行進階段;1989年六四后曲折受挫階段;1992年后審慎探索階段;2012年后穩步推進階段。

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高歌行進階段

1978年,中國歷史進程出現了重大轉折。這一轉折由兩件大事組成:一是5月出現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,二是12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。

所謂真理標準大討論并非學術爭論,而是決定中共未來思想路線、政治路線以及組織路線的重大政治斗爭,也是文革后改革派與保守派具有決戰意義的思想和組織較量。較量的結果是: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堅持的、以維護毛澤東文革路線為宗旨的“兩個凡是”,遭到飽受文革打壓的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強烈批判;解放軍各大軍區、各省市主要負責人紛紛表態,支持鄧小平恢復中共“實事求是”的思想路線。因此,這場討論為中共擺脫文革路線束縛,為鄧小平獲取最高領導權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。

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,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。三中全會沖破中共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,確立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領導層,決定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,強調要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,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、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,標志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。

改革開放初期,中共政治改革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:改革不適應新形勢的干部隊伍和行政體制;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;廢除人民公社體制;簡政放權,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對地方與基層、生產單位以及生產者的約束,放松中央對地方政府限制,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;在深圳、珠海等地設立政策更加寬松、政治相對自由的經濟特區;恢復和建立法制,制定新憲法為公民權利和改革開放保駕護航;黨政分開,精簡機構,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;建立村委會、居委會等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等。

以上改革不僅有效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和民眾生活改善,也極大改變了中國政治生態、意識形態和社會觀念。隨著以西方價值觀為主的各種思潮紛至沓來,中國社會開始從封閉單一走向開放多元。

1989年風波后受挫階段左傾思潮升溫政改成禁區

對于中國的未來,公眾有了更多的建議和爭論,中共黨內也出現思想分歧。加上當時蘇聯、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普遍出現了反思傳統共產制度的思潮,1989年春夏之交,一場政治風波終于在北京上演,1980年代高歌行進的中國政治改革遭遇挫折。

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八九風波前,黨政分開、限制黨委“一把手”權力是政治改革的重點之一,具體措施包括實行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分任制;精簡地方各級黨委的職能部門;廢止由地方各級黨委審批刑事案件的制度,改由地方各級法院、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;政務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,甚至一度撤銷地方各級政府中的黨組等等。

鑒于八九風波期間出現高層分裂,地方組織不能有效動員基層民眾等嚴重威脅中共執政的狀況,中共大幅調整了政治改革的思路和方向,在官方話語系統中,黨的領導從八九風波前的“政治領導”,拓展為“政治、思想和組織領導”;“黨政分開”基本消失,代之以強調黨組織決策的“科學化、民主化”,來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;不再將“權力過分集中”作為地方黨組織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,主張通過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。

1997年鄧小平去世后,“黨政分開”從官方話語體系中完全消失,“黨政分工”逐漸成為主流說法。

同時,中共將八九風波發生的原因歸咎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。在1989年到1992年,中國宣傳理論界、教育界和文藝界普遍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行動,80年代以來大熱的西方思潮與文學藝術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和批判,左傾思潮重新升溫,政治改革話題成了禁區,官媒鮮少再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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