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永年:中國民營企業在擔憂什么?

時間:2019-10-22 07:40內容來源:聯合早報 版閱讀:新聞歸類:觀點評論
鄭永年專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今天中國民營企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,也就是中國說的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,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50%以上的稅收,60%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,70%以上的技術創新成

鄭永年專欄

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今天中國民營企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,也就是中國說的“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”,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50%以上的稅收,60%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,70%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,80%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,90%以上的企業數量。在世界500強企業中,中國民營企業由2010年的一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。

但同時,在數字上如此重要的民營經濟,基礎似乎仍然極其脆弱。一有風吹草動,民營企業就變得極其不安。今天世界地緣政治劇變,各國企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。越來越多的政府轉向內部優先的發展政策,希望在把握不定的國際環境下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。因此,各國政府也在努力改善內部經濟環境。

從原則上說,中國也是如此。中國歷屆領導人一直強調,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在于內部的可持續發展。因為民營企業的上述重要性,中國也更為迫切地必須改變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。不過,事實上并非如此。近年來,內部環境的變化對民營企業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,構成了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。

就內部環境而言,民營企業到底面臨怎樣的挑戰?政府又如何作為來幫助民營企業應付這些挑戰?政府有哪些方面可以繼續檢討自身的不足,以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呢?

民營企業有法制保障

正如在其他任何國家,營商環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。不過,在中國的特殊環境里,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,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、法治環境、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沖突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。

自改革開放以來,中國的民營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,執政黨也與時俱進,已經從憲法和意識形態各個層面賦予民營經濟合法性。無論是民營企業的產權、民營企業家的財產,還是個人身份,都有各種法制和制度的保障。在各國,以基于憲法的制度保障是最為基礎和有效的保障。為什么有了憲法上的保障,中國民營企業家還面臨多方面的不確定性呢?

一種主流解釋就是中國的法治程度低。法治程度低表現在多方面,包括:一、很多領域法律仍然缺位,無法可依;二、法律缺少細節,法律猶如政策,缺少可行性;三、有法不依,盡管有法律,但沒有人執行,或者執行者不夠專業;四、遇到各種阻力,一些法律很難執行下去,甚至執行不下去。

這種解釋當然沒有錯。問題在于法治建設是一個長遠的事業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即使在西方,近代法治系統的確立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,且不說其還有古希臘和羅馬的法律傳統。中國文化本來就缺失西方那樣的法制文化,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努力建設法治,但一個完善的法治體系的建設會是漫長的。法治并不僅僅意味著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的存在,更重要的是全體國民(包括執政者和人民)對法律及其精神的認同。

就對民營經濟的影響來說,法律的確重要,但更為重要的是意識形態“風向”。在一些人那里,法律競爭不過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,非常不利于民營經濟的左的意識形態經常回歸,導致民營經濟的恐慌。實際上,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的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,已經賦予民營經濟意識形態的合法性。

從經驗來說,中國也已經形成名副其實的混合經濟體。然而,一旦左的意識形態回歸,民營企業就躁動不安。例如,前段時間中國甚至出現了“民營企業還有存在的必要嗎?”的討論,有關方面沒有及時給予正確的引導,導致民營企業的恐懼。最終,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幾次親自出面安撫民營企業,事情才算平靜下來。

民營經濟為什么對意識形態導向具有如此敏感性?這也不難理解。中國改革開放前所秉持的意識形態,不僅沒有民營經濟的合法性,而且從長期看,私有經濟是要被消滅的對象。改革開放前很長時間對民營經濟的政策和實踐,很多民營企業家記憶猶新。在一些人的意識里,民營企業只是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的一種臨時手段,而非永恒的常態。

很顯然,他們并沒有從憲法和法律的層面來理解民營經濟的合法性,而是從以往舊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問題。不過,這也的確說明了一個重要問題,那就是憲法、法律和意識形態之間仍然存在著不一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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